代孕在日本是个什么状态？
阿萝
“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死的危险。”
——马克思《资本论》
近日，郑爽与张恒之间的“代孕弃养”事件愈演愈烈，就连海那边的日本网友都在关注：
所谓“代孕”就是指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之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里，由代孕母亲完成怀胎与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的技术之一。
基本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禁止代孕的，曾经商业代孕合法化的国家印度和泰国，都在2015年停止向外国人提供商业代孕。
目前只有在美国的部分州、乌克兰和俄罗斯，商业代孕是合法的。
然而也有部分国家，比如日本，目前尚未出台与“代孕”相关的法律，对于代孕既没有禁止也没有许可。
这样代孕似乎成为了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由此滋生了一系列造谣污蔑甚至异常棘手的道德伦理与法律问题。
流行天后的“代孕”疑云？
追溯以往，“代孕”话题在日本闹得满城风雨是在2020年1月初。
当时流行天后滨崎步对外宣布自己早已于 2019年11月生子，令外界十分震惊。
毕竟步姐在2019年行程紧密，在这一年里她总共举办了多达40多场演唱会，其中还在12月31日，生孩子后的一个月里举办了跨年演唱会。
加之步姐在跨年演唱会上的状态实在太好了，身材、精神、体力等各方面与昔日没有区别，因此日媒质疑她为“代孕”，纷纷写小作文无中生有，引发了热议。
舆论发酵不断，其中不乏大量人身攻击的评论，为此步姐特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击碎了“代孕谣言”：她坦露，自己拥有一个梦幻般的强大团队，能在各方面保护和帮助自己，另外医院也提供了24小时的协助。因此，她才能迅速回到舞台。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女性都能在产后恢复行动。她感受到肉体和精神的艰辛，感谢亲朋好友的支持和陪伴，希望全日本大妈妈和孕妇都有充足的时间休养。
事实上，往前仔细观察步姐的社交平台，就能发现她怀孕的蛛丝马迹。
她在2019年8月开始频频穿宽松衣服遮肚，后来发的照片大多为半身照。同年11月的时候被狗仔偷拍，她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为了宝宝，她也停止了染发和美甲的传统。
生完孩子后，步姐通过积极的产后回复训练，加之长年累月的运动和锻炼，才能恢复得这么快。
不过她在接受文春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生孩子后“骨盆已经不行，身体不舒服，需要定期去医院治疗。”
至此，经历多番的澄清与自证后，莫名挂在步姐头上的这个“代孕”疑云终于消散，大众终于接受“滨崎步是通过十月怀胎亲自产下小孩”的事实。
可见，即便“代孕”在日本处于灰色地带，但民众对此依然十分抵触。公众人物若有“代孕”的行为，都会遭受舆论抨击，甚至是唾弃。
不过，在日本依然也有人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和需求，铤而走险选择代孕。然而殊途同归，日本现行的法律无法保障他们的代孕孩子的国籍与权利。
代孕在日本：灰色地带的百样人性
正如前文所提及，截止目前日本没有出台任何关于“代孕”的法律。因此在法律上，代孕既没有被禁止也没有被许可。
日本各地对代孕实行“自主规避”，原则上不实施“代孕产子”的生殖辅助。
不过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包括日本医师会在内的官方协会则规定“不允许代孕”。
于是一些有生育问题的日本夫妇将目光转向海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就出现了海外代孕中介。据统计，截止2014年为止，通过海外代孕成功得到孩子的日本夫妇就超过了100对。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向井亚纪&高田延彦夫妇。
日本艺人向井亚纪与摔角选手高田延彦结婚后，她于2000年9月在怀孕的同时被告知自己患有宫颈癌必须立即切除子宫。手术后的向井在记者会表示自己不能生育了。因此夫妇二人远赴美国代孕。
他们认为，代孕拥有自己孩子最后的办法。
2002年他们多次前往美国，可惜受精卵在代孕妈妈体内两次着床失败，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代孕妈妈的第三次着床成功了。
他们喜得一对双胞胎，便准备带回日本，可惜更大的问题接踵而至。
2003年他们带着双胞胎回到日本准备入籍时，日本有关部门认为向井不能以生母的身份进行登记。
因为根据日本法律规定，只有亲自生产的人才能被认定是孩子的母亲，因此双胞胎的亲生母亲在法律上仍为代孕妈妈。
向井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她将有关部门起诉到到日本最高法院。官司一直持续到2007年才有结果。
2007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认定“借腹生子”不具备母子关系，因此不承认向井是双胞胎法律意义上的母亲。
败诉后的向井并没有就此放弃来之不易的双胞胎，她通过唯一的领养方式，让双胞胎成为了自己的家人。
这段经历后来也被拍成了日剧。
这便是代孕引起的法律问题：经由代孕而生的孩子，其在法律上的母亲究竟是委托人、卵子提供者、还是代孕妈妈呢？
日本法律认定为“亲自生产”才是孩子的母亲。因此，向井只能成为孩子的养母。那么对于那些既不被代孕妈妈承认、也不被委托人承认的代孕孩子，他们的母亲又是谁呢？
2008年山田夫妇委托印度代孕妈妈，为他们生下一名女婴儿Manji。精子来自山田，卵子则来自捐赠者。
然而在孩子出生前，山田夫妇离婚。随后日本与印度都拒绝给Manji国籍，加之代孕妈妈与山田妻子都拒绝承认Manji。
此时，山田提出收养，不过印度当地法律则不允许单身男士收养女童。
随后此事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经过多方争取之后，Manji被允许前往日本，由山田母亲照顾。
向井与山田都是一心想要通过代孕，拥有自己的孩子，然而也有心怀鬼胎的人企图通过“代孕”，实现自己的一些阴谋。
据《朝日新闻》报道，2014年泰国警方在打击非法代孕的时候，在一间公寓发现了9名婴儿。经调查，这9名婴儿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经由代孕而生的。
此人便是重田光时，日本“光通信”创始人重田康光之子，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截止目前2018年为止，年仅24岁的重田通过代孕共拥有21个代孕孩子，分布在泰国和柬埔寨。卵子的提供者，包括中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女性。每位代孕妈妈都获得了平均1万美元的报酬。
重田认为“大量产子是人生最大的善行”，他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代孕妈妈，计划每年要生5到10个孩子，最好能生1000个，以造福世界。
他希望有更多继承人可以管理资产，甚至创造一个大家庭给自己投票，以后能够在日本获得选举。
然而有日媒爆料，重田代孕的背后并不简单。他的父亲是希特勒的迷弟，一直迷恋其优秀基因、种族净化等“观念”，甚至企图以代孕来实现。
此时泰国警方认为重田光时有“贩卖人口”、“剥削儿童”的嫌疑。因为他拥有超过10个国家的护照，每次带着代孕婴儿从泰国离开时，目的地不是日本，而是周边国家。
经调查，重田并没有上述的嫌疑，他在这些地方都有合法的住所，并请来专人照顾孩子。
不过警方发现其中从事代孕手术的医生却没有相关权限，因此认定他不具备其中13个孩子的监护权。
因此重田起诉了泰国有关部门，开始了旷日已久的官司。他主张自己有养育孩子的收入和资产，要求得到孩子合法的监护权。加之，所有代孕妈妈们放弃了对孩子的监护权。
最后根据泰国家庭裁判所的裁决，重田财务状况稳定，是孩子唯一的合法监护人，无贩卖人口行为，因此获得了这13名孩子的监护权。
借此事件为契机，2015年泰国出台全新的代孕法律：规定夫妻双方至少一人是泰国人，并且结婚三年以上，才能寻求代孕服务；不能为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一旦违规，将面临10年监禁。
此外，曾经也有中国夫妇赴日代孕，目的是为了能够留在日本。
据日媒报道，有不少有生育问题的中国夫妇通过地下中介到日本寻找代孕，每次费用为1500万日元。过程中更有日本黑帮参与。
绝大多数代孕妈妈为在日本居住的中国女性，极少数为日本人。不少人是为改善生活或者偿还债务而选择代孕，每次成功可以获得200万日元的酬劳。
当代孕妈妈诞下婴儿后，由日本黑帮借出身份登记户籍，等婴儿长大一些后，委托人以领养方式，获取在日本的居留权。
代孕在日本，乱象丛生。因此，急需出台相关法律对其进行约束与禁止。
日本对借助第三方精子或卵子完成受孕的生殖辅助医疗病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围绕这个问题，去年11月，日本自民党与公明党进行了商讨，并提交了相关法案。
该法案指出，借助第三方卵子怀孕和生产的女性被认定为孩子的母亲；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 借助第三方精子孕育出的孩子，其父亲为丈夫本人。
针对“代孕”，日本政府也计划在两年内制定必要的法律。
代孕的恶，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NHK曾经于2017年12月放送代孕纪录片《爆买生命，不断升温的中美代孕产业》，以中立客观的立场揭露了围绕代孕行业的真实面貌以及代孕乱象：
“视婴儿为商品、利益最大”的代孕机构“出人命就卷钱逃跑”的代孕中介“挑三拣四、不喜就随时退货”的委托夫妇“为钱冒风险、被剥削与压迫”的代孕妈妈
据纪录片介绍，自2016年1月我国开放“二胎”政策后，越来越多人计划生二胎。不过当中大多人岁数已经达到40岁，每年至少有20000多对夫妇前往美国治疗不孕不育，也催生了庞大的代孕产业。
加州为美国代孕圣地。在这里，代孕是合法的，而且没有相关法律约束代孕，代孕技术相对成熟，因此全美有一半代孕机构汇聚在此。
其中，一家代孕机构的九成顾客都是中国人。大多数中国夫妇会选择对婴儿性别进行选择。对于代孕妈妈，中国夫妇也有自身喜好，白人与拉美种族的代孕妈妈最受青睐；而黑人女性则最不受欢迎。
为了满足委托人需求、提高受孕率，一般代孕妈妈都会被植入两颗以上的受精卵。这意味着在生理上她们要冒更大的风险。
代孕妈妈通过代孕，能够获得400到600万日元的报酬。不过前提是她们要成功生下令委托人满意的健康宝宝。这意味着，代孕妈妈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都要承受多重风险。
正如郑爽事件曝光的录音当中，在代孕妈妈怀孕第七个月的时候，她却提出要“退货”，还说“TMD，打都打不掉，烦死了”。
这种“退货”的现象在代孕行业中极为常见。
这些寻求代孕的夫妻把孩子当做商品，随时都可以置之不理。不想要的时候一声令下，婴儿就会成为医疗废物。
譬如纪录片中的艾利森，她被夫妇要求植入两个受精卵。结果在怀孕25周的时候，孩子早产出生。然而委托人认为早产儿会有后遗症，因此拒绝接纳，并要求把夭折的双胞胎当成医疗废物处理。
于是双胞胎就在艾利森怀里死去。
此外，因为无法成功诞下婴儿，艾利森收不到任何费用。后续还有高达4万美元的医院账单，本来由中国夫妇出，但中国夫妇说已经给了中介，中介见出人命了，疑似卷款逃跑。
这样“退货”的行为，在揭露乌克兰阴暗代孕产业的纪录片《Motherland》中，也有体现。
早产儿布里奇因为有缺陷而遭到美国父母的遗弃，她并不是唯一被抛弃的孩子，而是千万个被抛弃的孩子之一。
而去年因为疫情，2020年3月乌克兰决定对外关闭边境，5月，经代孕出生的近100个婴儿被困乌克兰，其中不少就遭到了海外父母的“退货”。
说到底，代孕是阶级与经济的问题。底层女性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无奈出卖自己的子宫，沦为生育机器。
对于代孕妈妈而言，代孕对她们而言，除了剥削，还是剥削。一笔不菲的代孕费用，代表了她们要冒着生理的痛楚、尊严的侮辱、生命的风险去接受无休止、甚至毫不人道的要求。
为了钱，去代孕。
这种现象印度更为明显。BBC纪录片《代孕者》揭露，在印度代孕一个孩子只需支付大概3万美元的价格，但到代孕妈妈的手中，不过8000美元。然而还是有很多印度女性为了家人的生活，选择这条不归路。
途中如果她们遇到譬如输血、切除子宫甚至死亡的意外，诊所和委托方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不同国家的代孕妈妈遭遇都一样，正如《Motherland》的乌克兰代孕妈妈所言，“代孕妈妈只是机器、孵化器。他们不把你当人看，也不会理解你。”
“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死的危险。”——马克思《资本论》
代孕，同样也是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在NHK纪录片中，代孕妈妈塔尼亚生活捉襟见肘，为了一笔不菲的费用、铤而走险选择代孕，为了住在月租10万日元的房子里，无法承担一笔每周150美元的有机伙食费，为了代孕辞去工作背水一战，但久久苦于无法顺利怀孕。
而做这笔买卖的资本家李女士，衣着光鲜亮丽，用无数代孕妈妈的血和泪住在价值3亿日元的豪宅，她把孩子比作汽车，希望自己的代孕公司能像丰田一样。
此外，她更把目光瞄准了年轻女孩，大肆评论不同种族女孩的卵子价格，做起了卵子买卖。
毫无疑问，代孕就如同性产业一样，若是合法化，只会把女性推向无尽的深渊。卵子、子宫、婴儿都被明码实价地摆在货架上供富人选择，品相不好的就会被遗弃。
代孕合法化，就是承认女性子宫是商品，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女性就如同牲口一样被圈养、倒卖、剥削和压迫。很难区分自愿与否，或者被迫自愿。
当生育权被剥夺，那么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价值也不复存在，还会衍生各种违法行为：批量生产人口器官、贩卖器官、拐卖人口等等道德伦理、法律的问题。
绝对自由意味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与压迫，抵制代孕、拒绝“金钱万能论”，还人作为人的尊严，不让“使女的故事”成为现实，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完 -
